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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实用软件] 自由软件之父斯托曼:苹果微软恶罪大[含4P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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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12-27 21:40:2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斯托曼认为“非自由软件的恶,源于大公司的贪婪。”苹果、微软和Facebook等公司罪大恶极。“他们的软件会监控或是限制用户,即所谓‘数字手铐’;他们植入后门,甚至把数据上传给审查机构——苹果是始作俑者,而微软亦步其……
虽然已经年逾六旬,但理查德·斯托曼(Richard Stallman)显然没能做到“耳顺”。他会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场合,以不容置疑的口吻,就自由软件与意见相左人士展开激辩。“自由软件不等于开源软件,你们完全弄错了。”在接受新浪科技专访时,他以此作为开场白。
与来华时鲜衣怒马、前呼后拥的库克、马斯克等人相比,斯托曼走在北京街头,几乎无人能够认出这位大名鼎鼎的自由软件布道者。他五短身材,大腹便便,走不了多远就气喘吁吁;灰白头发约有一尺长,而络腮胡子的长度与之相仿;挎着两个黑色旅行包,一身不知名牌子的浅色休闲装,和任何一个美国游客没有太多区别。
作为一个与企业没有瓜葛的自由人,斯托曼在接受采访时直抒胸臆,没有商人式的犹疑与油滑。他以尖锐的遣词造句和惯用的大嗓门,抨击大公司,抨击美国政府,抨击教育体系,甚至抨击一切不认同他的观点的人。
在斯托曼看来,“自由软件”才是王道乐土,其余皆为异端邪说。“自由,而非免费”是他最喜欢的表述,也是他对“自由软件”精神的极简概括。
自由软件是一种生活态度

斯托曼的办公设备是一台古老的上网本,屏幕仅有10英寸大小,CPU则是非主流的龙芯处理器。
对于斯托曼而言,“自由软件”不仅是形而上的科技、道德和哲学命题,而是延展至形而下,成为一种生活态度。
一款软件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,才能算是“自由软件”?斯托曼给出了四个标准:用户能够自由运行软件;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写软件,并与他人合作,进行软件的再次开发;能够自由传播、分发软件;能够自由传播、分发软件的修改版本。
“自由软件”不仅意味着开发者需要将源代码公开,提供给需要的人,还意味着软件不能被后续的迭代开发者或企业用于专有目的,即不能“非自由化”。这与主流的知识产权观念相抵牾,而斯托曼甚至不承认知识产权的存在,认为它是一种欺骗。
斯托曼认为,一款软件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标准,就是“非自由软件”,其特点是软件控制用户,而软件拥有者控制软件。他宣称,这是一种“非正义权力”,属于“数字殖民”。
然而,在大公司主导软件开发的当下,真正“自由”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少之又少,基本局限于GNU/Linux平台及相关应用程序。斯托曼当然不肯选择“非自由软件”,这就导致了他的选择余地很小,陷入了一个有关自由的悖论。
他的办公设备是一台古老的上网本,屏幕仅有10英寸大小,CPU则是非主流的龙芯处理器。由于硬件配置远远落后于时代,这款设备的性能非常低下,就连打开网页的速度也要比主流笔记本慢很多。
但是,当被问及为何不换用ThinkPad或MacBook时,斯托曼的不屑溢于言表:首先,这台电脑的性能已经能够满足他的需求;其次,它能够在BIOS、硬件驱动、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层面上全面使用自由软件,这是其他笔记本都做不到的。
他不使用智能手机。事实上,他甚至不喜欢看到别人在他面前使用搭载封闭系统的iPhone,而Android手机也只是勉强可以接受。当他需要打电话时,要么使用固定电话,要么借用别人的手机,因为“这样‘老大哥’就不知道是谁在打电话,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了”。
斯托曼厌恶手机,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手机必然会收集用户数据,并提供给NSA(美国国家安全局)等政府机构。他说:“手机的基带芯片有一个通用后门。当我们谈及Android等系统的自由软件时,一般停留在用户软件层面;但基带芯片搭配的软件绝不是自由软件,NSA能够借此获取数据。”
大公司的贪婪

斯托曼说:“我不会庆祝任何人的死亡;但是,我很高兴乔布斯不能够再危害人间了。”
斯托曼毫不掩饰对大公司的憎恶。“非自由软件的恶,源于大公司的贪婪。”苹果、微软和Facebook等公司罪大恶极,只有谷歌尚可入得法眼,但也不过是“尚未变坏”罢了。
那么,这些公司是怎么作恶的呢?斯托曼认为,他们将软件改造成“恶意软件(malware)”。“他们的软件会监控或是限制用户,即所谓‘数字手铐’;他们植入后门,甚至把数据上传给审查机构——苹果是始作俑者,而微软亦步其后尘。”
在他看来,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一个“聪明而贪婪的商人”,而苹果已故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是一个“邪恶天才”。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,因Android允许用户安装未授权应用而得以幸免。
这种偏激的人物评价方法已经让斯托曼遭受了不少非议。3年前,当乔布斯去世时,斯托曼在个人网站上称,“我不会为他的死而高兴,却会为他的离开而高兴”。此言一出,舆论一时哗然。
而在上周末接受采访时,斯托曼对此解释道:“我不会庆祝任何人的死亡;但是,我很高兴乔布斯不能够再危害人间了。”他认为,乔布斯是一个“邪恶天才(evil genius)”,他弄懂了如何把电脑打造成数字监狱,并让它们光彩动人,使人们自愿“入狱”。
他的“结案陈词”是:“乔布斯造成了永久的伤害;直到现在,我们依然在竭力消除这种伤害。”他还表示,苹果设备的“越狱(jailbreak)”是完全合情、合理、合法的,甚至应该立法禁止生产封闭设备。
对于谷歌,斯托曼认为只有两款服务尚可一用:搜索引擎和Gmail服务,它们可以在自由软件的环境下运行。但即使是谷歌搜索,他也要在别人的电脑上使用,以防“谷歌知道我浏览和搜索了什么”。
远离网络:为自由做选择

斯托曼把那些不使用自由软件的人称作“蠢蛋”,他认为自由软件和非自由软件是水火不容的非黑即白。
斯托曼对于自由软件的极端推崇,甚至上升至了善恶层面。他说:“非自由软件是恶,而自由软件是善在IT领域的部分体现。”他还把那些不使用自由软件的人称作“蠢蛋(sucker)”。
这种观念让他对整个互联网,乃至整个科技圈产生了浓厚的不信任感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阴谋论的桎梏。在他看来,与自由、安全、隐私相比,便利性可以忽略不计。
他用一款古老的软件从互联网上下载电子邮件,然后断开网络连接,写好回复,然后再连上网络,批量发送邮件。他会在无法上网的航班上写好邮件,待落地后联网发出。与喜欢“时刻保持在线”的普通网民不同,他在大多数时间里玩的都是“单机版”。
他不使用Facebook,因为这同样会导致个人数据被收集;WhatsApp等基于手机端的社交应用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,不足为道。只有Twitter得到了部分认可,但他要求用户在“发推”之前禁用浏览器的Javascript,因为Twitter会利用它推送非自由软件。
他不懂社交传播和病毒营销。他没有博客,没有社交网络个人主页,也没有在YouTube上开通自己的频道。他的个人网站也非常简陋,只有一些文字和超链接,谈不上有任何美学角度的考量,简单粗暴。
斯托曼的顽固让他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,就像一块棱角分明却百无一用的化石。然而,原教旨式的繁杂行动纲领让他感到满足,并期冀推而广之,惠及世人。“我已经摆脱了非自由软件。但我一个人逃离还不够,每个人都应该享受自由。”他说。
他想教人们更加理解“自由”的价值:“你必需做出选择:是自由更重要,还是便利更重要?在获取你的数据时,他们会给你一些便利;但在其他场合,他们会让你不知不觉地遭受损失,或是受到限制。”
在他看来,自由软件和非自由软件不是“好”与“更好”的问题,而是水火不容的非黑即白。两者已经共存数十年,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共存下去,但斯托曼的态度却是“不妥协”。“如果想要自由,就没有与非自由软件共存的空间。”他说。
寻求政府支持

斯托曼呼吁个人用户抛弃传统桌面操作系统,转向GNU/Linux平台。
但斯托曼也承认,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,自由软件的发展状况都不够理想,基本局限在工作站和微机等企业级市场,以及一小群极客中。
他呼吁个人用户抛弃传统桌面操作系统,转向GNU/Linux平台,并换用完全不会收集用户数据的应用程序。在他看来,“如果你允许一家公司收集你的数据,那就是把自己的喉咙暴露在NSA的屠刀之下。”
但是,用户能够很快接受一个陌生的操作系统吗?斯托曼认为这不是问题。他举了一个例子:自由软件活动家马克希尔(Mako Hill)决定将一所学校从Windows迁移至GNU/Linux系统。他重装了学校所有电脑的操作系统,并告诉大家这是一次“操作系统升级”。虽然软件和图形界面有所不同,但人们都很快接受了变化,使用起来并不困难。
斯托曼反复强调,用户不是“不能”接受自由软件,而是“尚未”了解和接受。许多人并不知道自由软件;但在加以解释后,他们是能够理解这一理念的。“他们愚昧,不代表他们愚蠢。”他说。
但在国家层面,他不相信美国政府会在近期公开支持自由软件,因为它不仅从微软、苹果等大型企业获取政治献金,还有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机构的游说。
不过,自由软件已经在南美取得成功。支持者包括阿根廷、委内瑞拉、厄瓜多尔、乌拉圭、玻利维亚、秘鲁等国政府;他们将非自由软件视为来自美国的威胁,是从事间谍活动的工具。
中国政府亦已意识到了过度依赖Windows XP等非自由软件的危险。今年4月8日,微软宣布停止XP的安全更新。工信部随后宣称,希望用户关注XP的潜在安全风险,并将加强支持Linux操作系统的研发;国家工程院院士方滨兴表示,升级至Win7或Win8比续用XP更危险,政府应扶植国产操作系统,逐步替换海外产品。斯托曼对此大加赞扬,称“使用Windows XP简直是疯了”。
国内民众对于自由软件的理解也日益深入。1994年,斯托曼第一次来华演讲,彼时无人知道该如何从自由软件赚钱,也无法想象为了公益而合作开发;如今,自由软件已经在中国开花结果,拥有不少忠实拥趸。
但是,斯托曼空有一腔热血,至今尚未得到国内官方的认可。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,自由软件在中国的推广之路将非常艰难。
他希望与官员面谈、传递理念,却始终不得接见,只能在各个高校巡回演讲,或是接受企业邀请收费讲课。与库克、马斯克等人首次来到中国就马不停蹄地拜会官员相比,斯托曼十多次来华,却始终在各种圈子的边缘徘徊。
国内自由软件倡导者、哲思网创始人徐继哲是斯托曼的好友,曾多次策划后者来华。他并不认为自由软件将彻底压倒非自由软件。对于自由软件在中国的发展,他要冷静得多。
“它更大的作用是打开人们的思路,比如说手机应用要求获得大量权限是否必要等。”他说。
斯托曼正越来越不像一个IT领袖,反而日渐向愤世嫉俗的犬儒评论家靠拢。他的个人网站上充斥着各种政论,议题包括“支持绿党”、“抵制《哈利波特》”等,以及“不要和苹果做生意”、“不要和亚马逊做生意”之类的内容。
这位不修边幅的61岁美国老人能让人联想起很多东西,比如哈雷摩托,******决斗,西部牛仔,哈瓦那雪茄。他已经不再年轻,也没有了年少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;但自由软件已成为他的精神乐土。在采访最后,这位老兵自信言道:“我不会妥协,也没有寻找退缩的借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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